[关键词] 检察监督 民事诉权 民事抗诉 监诉人
[摘 要] 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问题，理论界对此虽有讨论，但少有系统的论述。本文依据民事诉讼每个阶段，分别对检察机关在其间的地位作了肯定的探讨，以期对此问题有一个全方位系统的讲解。


根据国内法律，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有进行监督的权力，但这只是法院内部的监督，而完整意义上的监督还应该包含外部监督。依据国内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他享有对国内法律的全方位监督（笔者注：这里所指的法律仅指狭义上的法律），即不只包含对刑事、行政法律推行的全方位监督，而且也包含对民事法律推行的监督，这所体现的就是外部监督。国内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权，但该法仅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方法集中体现为民事抗诉。于是，学术界对检察机关能否与以何种其他方法进行检察监督的讨论到今天不休。这类问题虽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但检察机关以其他方法进行民事诉讼监督，特别是以参与民事诉讼的形式进行监督的动向不容忽略。如此，就使得民事诉讼活动在原有些当事人以外又增加了检察机关，这就不可防止地产生了对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怎么样确定的问题。国内民事诉讼法中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没加以明确。对此，学者们在他们的著作、文章中虽有提及，但大都没将它单独加以详细论述。本文拟就民事诉讼的每个环节有关的问题加以探讨，以期较为系统地讲解检察机关的地位问题，以求抛砖引玉。
1、民事诉讼的提起阶段
国内民事诉讼法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民事诉权有着详细的规定，但对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是不是享有民事诉权并没加以明确，国内诉讼法学界对此问题也一直加以关注、研究，对此问题的争议一直没停息。有关论述已经较为详尽，在此笔者不再加以赘述。
既然国内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内法律的监督机关，足以表明国内检察机关有权对所有法律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而其监督的出发点和目的均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均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在推行法律监督的特定范围内，法律监督权与相应的诉权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①笔者觉得，为了切实保障法律监督的最后目的得以达成，法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诉权，但应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诉权的案件范围。
法律给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维护国家、集体、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而且各国打造民事检察规范、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也大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②人民检察院参与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不违背民事诉讼法理，且符合国际惯例。③因此，结合海外的有关经验和国内的实质状况，国内的检察机关可以行使诉权的案件也应限于侵害国家利益的、侵害或该侵害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而1997年12月3日，国内第一块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④，初步证明了以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⑤。最近，浙江浦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诉讼得到法院的支持，又进一步证明了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在为数不多的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民事案件的起诉书中将检察机关定位为起诉机关，以单位名义提起诉讼。而在诉讼活动中检察职员又以检察机关法定代表人（即检察长）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出庭。笔者觉得这种做法欠妥。由于不法侵害并不是直接针对检察机关，因而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不应该处于当事人的地位。而且，检察机关的诉权是由检察监督权派生的，起诉的目的只不过在于保护应受保护的利益，而且也是在当事人因为某种缘由没办法有效行使或者不可能行使起诉权力时才能得以运用。因此，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的民事案件中的地位问题应该分以下两种状况分别讨论。
（一）在提起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的诉讼中
此类案件的受害者一般表现为占有、用、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但究其根本，实质的受损害人却是国家。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可以成为民事主体已经毋庸置疑了。而承担了国家赋予的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当国家的利益遭到不法侵害时，他有权、有能力也应当代表国家针对具体的侵害事实提起相应的诉讼。刑事法律中体现了这一点，民事法律也应该体现这一点。
因为受损害的国家利益直接表现为某些单位利益的受损，因此应该由遭到实质损害的单位提出民事诉讼。但考虑到最后受损的是国家，因此在受害单位没办法提出诉讼或存在其他缘由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特别是当事人双方合意损害国家利益的时，检察机关应该提起民事诉讼。当民事行为双方非串通合意损害国家利益时，检察机关只不过帮助提起诉讼人，真的原告应该是直同意损害的单位；而当民事行为双方合意损害国家利益时，检察机关可以比照刑事诉讼以检察机关的身份起诉，但在此时检察机关不是作为民事行为的主体的单位，而是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人，因此在法庭审理时检察职员不可以以法定代表人（即检察长）或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出庭，而应该以代表国家的诉讼代理人⑥的身份出庭。即便是如此，检察机关在整个民事审判活动中依旧保有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另外，对于后一类案件，检察机关在解决了民事行为的有效性存在与否将来，如当事人双方有关行为违反刑法有关规定的，可以对其另行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在提起侵害或该侵害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的诉讼中
此类案件的受害者通常都是具体的个人，而且受害者在数目上也有所不同。即使这样，因为此类案件所侵害的内容具备公共利益性质，侵害行为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如公害案件、涉及善良风俗的案件等），对此类案件的当事人而言并没完全的自由处分权。因此这种案件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但具体诉讼请求不可以涉及完全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权范围内的事情（如赔偿请求等）。在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所起有哪些用途也只是提起民事诉讼而已。因此，在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只能处在帮助起诉人的地位。
2、民事审判阶段
依据国内宪法的规定，民事检察监督应该存在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但国内民事诉讼法仅将检察机关民事法律监督的方法规定为抗诉，大大地削弱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有哪些用途。检察机关能否以其他形式监督民事诉讼活动，这也是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笔者觉得，国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只能以抗诉形式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明显地缩小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法律推行活动监督的范围。就国内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和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其中体现的是作为法律监督的公权利对以审判权为代表的另一公权利的监督，并不是对私权范围的干预。因此，虽然法律没明文规定，但从其立法意图来看，在非抗诉再审的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有权派员参加法庭的审理过程，以监督民事审判过程，保证其公正性。
（一）在由检察机关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审判过程中
因为一定了检察机关有民事诉权的存在，因此检察机关在由其提出的诉讼的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也成为了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由检察机关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大都涉及公共利益，而且一般都有具体、现实的双方当事人存在。因为检察机关提出的起诉是在当事人没办法由自己行使起诉权力或不可以行使起诉权利的时候提出的，因而当案件非涉及民事行为双方当事人合意损害国家利益时，检察机关仅以帮助起诉人身份提出诉讼，其所起有哪些用途仅限于启动民事审判程序。此时可以说检察机关充当的是程序上的原告，而非实体上的原告；检察机关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不可以参与法院对民事实体权益的审理，具体的处分行为应该由当事人进行。当案件涉及民事行为双方当事人合意损害国家利益时，检察机关此时充当的是代表国家进行诉讼的角色，因而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地位像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即既处于国家利益代言人的地位，又处于法律推行监督人的地位。
（二）在其他的非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的审判过程中
民事诉讼相较刑事诉讼来讲，案件数目较为海量，因此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检察机关不可能、也没必要每案必派员参加诉讼，以此来推行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可以有选择性地参加一些涉案面较大、影响范围较广的案件，有选择性地参加那些检察机关觉得在审理过程中或许会有影响公正审判的行为出现的案件，如此可以防止因事后的抗诉而浪费非必须的诉讼资源。因而，在这种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所指派的检察职员不参与当事人之间对于实体权利的处分，他们在法庭上所起有哪些用途是作为检察机关的代表推行法律监督有哪些用途，其在审判活动中处于法律监督人或者说是“监诉人”的地位。
（三）在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的审判过程中
国内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百八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法定情形。经过比较不难发现，由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比由检察机关抗诉再审多了一种，即“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而在今年4月1日正式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四十四条对“新的证据”的讲解“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笔者觉得，这种证据应该包含原审因为某些缘由没办法举证、而原审结束后可以举证的证据和案件审理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在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诉权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去年的9月底颁布生效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的第四条中明确指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的主要来源可以是“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诉的”案件。而该《规则》的第五条对申诉的原因却没明确的规定，只不过原则性地叙述为“有具体的申诉理由和请求”。因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抗诉理由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审判职员的行为，而非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据此笔者觉得，《规则》中所一定的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诉作为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案源之一，只能理解为当事人发现了除“有新的证据”以外的四种申请再审的情形，且向人民法院申请被拒绝后，以此作为理由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而《规则》第十二条也只将这四种情形作为立案的法定情形。即便当事人有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被拒绝后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在审察时若发现当事人提出的“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检察机关可以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觉得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而立案；若审察后觉得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则不予受理。因此，理论上就不可能出现“提起民事诉讼时的诉讼地位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⑦的尴尬情形。
国内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公告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同时，《规定》第四十四条又规定了：“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因此，在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应该有检察职员出庭。《规定》第四十五条指出了检察职员出席抗诉案件再审法庭的任务是：“宣读抗诉书；发表出庭建议；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向再审法院提出建议。”依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原因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审判职员的审判行为，检察职员在再审法庭上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对法庭审理活动的监督，并不涉及当事人对私权利的处分，因此法律上也不可以容忍检察机关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出目前再审法庭。所以，检察机关在出席再审法庭时，只能是一直处于监诉人的地位，而且该地位不可改变。
总之，不论检察机关出席何种法院审理活动，其身份不可能变为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其地位只能是法律监督者，其身份只能是监诉人，其行使的只能是法律监督权。
3、民事实行程序
国内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广义上不只指对产生生效法律文书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更应该包含对这类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实行进行有效的监督。
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不只包含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力，还应该包含调查权、实行权等一系列与纠纷解决这个主体性权力有关联的权力，这类权力离不开纠纷解决权而独立存在，纠纷解决权也很难离开这类关联性权力而单独存在。无论是主体性权力还是关联性权力，都是法院依法产生的审判权能⑧。公正的审判需要以公正的实行作为圆满的结局。作为法院审判权能内容之一的实行权，在审判权被监督的同时也应该予以切实、有效的监督。
国内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了检察院有对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的权力，而法院的生效判决并不只指审判活动结束后产生的一系列判决、裁定。国内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实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与一些司法讲解中，对人民法院在实行过程中行使实体裁判权都有所规定，如对实行异议的处置、变更和追加被实行主体等等。而在实行活动中的这类实体裁判权与审判过程中的裁判权在性质上并无差别。因为在实行过程中有实体裁判权的存在，因而也就有出错的可能性，也就有检察机关监督存在的意义。而实行过程中的实体裁判权总是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表现。因为法律文书的产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实行，检察机关对实行中产生的法律文书的监督其实质还是对法院审判权的监督。虽然同样的监督发生于不一样的诉讼阶段，但其实质仍然是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在此过程中依旧以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和身份出现。
4、检察职员在民事诉讼中的称谓和出席法庭时的席位设置
在解决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地位问题的同时，还应该解决检察职员在出席民事审判法庭时的称谓和席位问题。检察职员在法庭上的称谓问题和席位设置问题，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因此致使实践中缺少统一性。各地对于检察职员的称谓五花八门，有些地方叫检察员，有些地方叫监诉人，还有些地方叫抗诉人等等。称谓的不统一使民事审判活动缺少了肯定的严肃性。在刑事诉讼中，检察职员一般称为公诉人，这是由其在法庭中有哪些用途决定的。检察职员在刑事诉讼中主如果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而在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责则是监督整个民事诉讼活动。因此，笔者觉得，鉴于检察职员在民事诉讼中有哪些用途和地位，应称之为检察长或检察员较为适合。
对于检察职员在法庭上的席位，有学者撰文觉得“应是审判席的右前侧”⑨。笔者觉得如此不妥。由于在这种地方上，检察职员与一方当事人在同一地方，难免有为一方代理人之嫌。而且如此的构造也使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对抗的地位有所动摇。而检察职员在法庭中的地位应该处于超然于当事人以外的独立的地方。因此笔者觉得，检察职员出席法庭，其席位应该独立于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以外的一个地方，即可以在审判席的正对面、在当事人席位这一直线地方靠后设立席位，以体现其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
总之，检察机关在国内法制体系中的检察监督职权是国内宪法赋予的，是任何力量不可剥夺的。通过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每个阶段中的地位的剖析，大家不难看出国内地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中都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并且只能是法律监督者。这不止是法律的规定，更是民事诉讼活动本身的需要。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21世纪国内司法实践的两大主题，司法公正是人民司法规范赖以存在的内在生命线和不竭的力量源泉⑩，而检察监督是使这“内在生命线”得以延续的基础。大家不只要一定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规范，而且要将它发扬光大，使之规范化、规范化，以期使其发挥对民事诉讼公正更有效有哪些用途。

* 华东政法学院9921班、浙江湖州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抗诉处实习生

① 张晋红、郑斌峰：《论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健全及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之理论基础》，《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规范》，2002年第3期，P41。
② 宋朝武、黄海涛：《外国民事检察规范初探》，《人民检察》，2001年第11期，P61。
③ 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规范》，2002年第7期，P30。
④ 河南方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7）方民初字第192号。
⑤张晋红、郑斌峰：《论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健全及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之理论基础》，《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规范》，2002年第3期，P46。
⑥ 笔者注：因为检察机关在此时提起的民事诉讼带有公诉的性质，因此笔者觉得检察职员出庭时也可称为公诉人。
⑦ 薛永慧：《刍议打造健全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人民检察》，2002年第1期，P19。
⑧ 汤维建：《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民事实行程序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日报》，2002年7月17日，第5版。
⑨ 邵世星：《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再论——兼论国内民事诉讼检察规范的健全》，《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规范》，2002年第1期，P33。
⑩汤维建：《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民事实行程序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日报》，2002年7月17日，第5版。
第 1 页 共 11 页